述法感情(述法怎么写)

为什么人会有七情六欲？…………

“七情六欲”是人的固有属性，这个世界上有一种生命，它有七情六欲，我们把他叫做“人”。
1、矿物、无机体，它要维持自己原貌、原状、特有的性质，就不能同其外界发生任何反应，一旦发生反应，其原貌、原状、特有性质就会发生改变。所以矿物不具有生命。
2、有机体，不论植物、动物，要维持自己原貌、原装、特有的性质，就必须同外界发生物质、能量的交换，否则生、命不能维持。
3、植物能够按照其生命的规则主动与外界发生物质、能量的交换，但植物没有专门的器官来接收、处理、反映其物质、能量交换的过程，并对之作出反应。
4、动物基本上都有专门的器官如眼（原始的眼点、感光细胞）、耳（原始的耳鼻舌为触角）、鼻、舌、身来分别接收、处理、反映物质、能量交换过程中发生的“色”（光学刺激）、“声”（振动刺激）、“香”（气体化学刺激）、味（液体、固体化学刺激）、触（冷热轻重滑涩动痒等物理、机械刺激），并对之作出反应，高等的动物还会引起体内激素变化，从而引发情绪。
5、人除了具有眼、耳、鼻、舌、身这五种感观（佛家称“五识”或“五根”）以接收、处理、反映色、声、香、味、触这五种刺激（佛家称“五欲”），而且还具备了统摄五种感觉器官、整合五种刺激信息的高级处理、反映、反应的形式“意识”。“意识”对五识所感的五种刺激信息以及其引发的情绪（感觉与情绪的合并简称，即是感情。）加以整合、抽象即成为人的各种思维活动（佛家称其为法）。
6、佛家研究总结了人类的生命、思维，归纳出“六识：眼耳鼻舌身意”和“六欲：色声香味触法”。仔细思考，你会发现，人每时每刻都在有意无意地寻找这六种感觉上刺激，找不到刺激的时候就生不如死，因此，佛家把“色声香味触法”称作“六欲”是多么的深刻。
7、至于“七情”，就是泛指人类的各种情绪。
《三字经》所述“七情”为“喜怒哀乐爱恶欲”。儒家认为，人修练到待人接物处事，不为情绪所障所累，便趋于圣人境界了。如《中庸》所说：“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
《黄帝内经》所述“七情”为“喜怒忧思悲恐惊”。中医理论认为：“喜、怒、忧思、悲、恐惊”这五类情绪，分别归属“心、肝、脾、肺、肾”这五藏（脏）所司。如“喜伤心、怒伤肝、忧伤脾、悲伤肺、恐伤肾”，现代医学研究也证明了：“喜、怒、忧思、悲、恐惊”这五类情绪分别与“心、肝、脾、肺、肾”这五个内脏器官的内分泌有着紧密的联系。

求《文心雕龙 情采篇》全文及解释

情采篇
圣贤书辞，总称文章，非采而何？夫水性虚而沦漪结，木体实而花萼振，文
附质也。虎豹无文，则鞟同犬羊；犀兕有皮，而色资丹漆，质待文也。若乃综
述性灵，敷写器象，镂心鸟迹之中，织辞鱼网之上，其为彪炳，缛采名矣。
故立文之道，其理有三：一曰形文，五色是也；二曰声文，五音是也；三曰
情文，五性是也。五色杂而成黼黻，五音比而成韶夏，五情发而为辞章，神理之
数也。
《孝经》垂典，丧言不文；故知君子常言，未尝质也。老子疾伪，故称“美
言不信”，而五千精妙，则非弃美矣。庄周云“辩雕万物”，谓藻饰也。韩非云
“艳乎辩说”，谓绮丽也。绮丽以艳说，藻饰以辩雕，文辞之变，于斯极矣。
研味《孝》、《老》，则知文质附乎性情；详览《庄》、《韩》，则见华实
过乎淫侈。若择源于泾渭之流，按辔于邪正之路，亦可以驭文采矣。夫铅黛所以
饰容，而盼倩生于淑姿；文采所以饰言，而辩丽本于情性。故情者文之经，辞者
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此立文之本源也。
昔诗人什篇，为情而造文；辞人赋颂，为文而造情。何以明其然？盖风雅之
兴，志思蓄愤，而吟咏情性，以讽其上，此为情而造文也；诸子之徒，心非郁陶，
苟驰夸饰，鬻声钓世，此为文而造情也。故为情者要约而写真，为文者淫丽而烦滥。
而后之作者，采滥忽真，远弃风雅，近师辞赋，故体情之制日疏，逐文之篇愈盛。
故有志深轩冕，而泛咏皋壤。心缠几务，而虚述人外。真宰弗存，翩其反矣。
夫桃李不言而成蹊，有实存也；男子树兰而不芳，无其情也。夫以草木之微，
依情待实；况乎文章，述志为本。言与志反，文岂足征？
是以联辞结采，将欲明经，采滥辞诡，则心理愈翳。固知翠纶桂饵，反所以
失鱼。“言隐荣华”，殆谓此也。是以“衣锦褧衣”，恶文太章；贲象穷白，贵
乎反本。夫能设模以位理，拟地以置心，心定而后结音，理正而后摛藻，使文不
灭质，博不溺心，正采耀乎朱蓝，间色屏于红紫，乃可谓雕琢其章，彬彬君子矣。
赞曰：言以文远，诚哉斯验。心术既形，英华乃赡。
吴锦好渝，舜英徒艳。繁采寡情，味之必厌。
《文心雕龙。情采的译文》
古圣贤所写所作，统称为文章。文者章也，章者采也，文章不就是文采吗？水性冲虚才结成涟漪，木体充实才喷出花粤，这是文离不了质；虎豹没有文采，它的皮革就无异于犬羊，犀兄虽有皮革，做成甲胄还须鬃上丹漆，这是质离不了文。至于抒写感情，描绘形象，呕心于字句之间，织辞于纸帛之上，要写得光华照人，更是以文采为可贵了。所以文章作者，要注意三种文理：一是形文，这就是五色的渲染；二是声文，这就是五音的运用；三是情文，这就是五情的抒发。五色渲染而成悦目的锦绣，五音运用而成悦耳的声律，五情抒发而成动人的辞章。这是自然的道理。
《孝经》教导说：“丧言不文”（家有丧事，说话不求文饰）：可见君子平时说话，是讲求文采的了。老聃厌恶虚伪，所以说：“美言不信”（漂亮的言辞不真实），而《道德经》语言精妙，并不是厌弃真正的美文了。庄周说：“辩雕万物”（用细雕之法描写万物），就是要把事物加以美化。韩非子说：“艳乎辩说”（用艳丽的辞采进行辩论），就是要把文句写得漂亮。漂亮到艳丽的程度，美化到细雕的功夫，文辞的变化，真是达到极点了！玩味《孝经》和《老子》的说法，可知文与质决定于感情；细察庄子和韩非的形容，又见文与采过分地奢侈。要是在径水、渭水之间善于选择清流，在邪路、正路之间毅然走上正轨，那就可以正确地驾驭文采了。须知粉黛可用来装饰人的容貌，而顾盼之美来自美好的姿质；文采可用来装饰人的语言，而辩说之美本于美好的情性。所以，情是文之经，辞是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这才是行文的根本之计哩。
从前周代诗篇，是为情而造文；而汉人辞赋，是为文而造情。何以见得呢？因为凤雅之作，作者心怀忧忿，于是吟咏情怀，讽刺朝政，这就是为情而造文。汉代辞人，心中无所郁闷，但求夸张声貌，沽名钓誉，这就是为文而造情了。所以为情而造文者，其文精练而写出真情；为文而造情者，其文浮华而辞采泛滥。可是后代作者，不爱诗人的真情，偏爱辞人的泛滥，不以风雅为师，而以辞赋为法，于是寄情之作日益少，弄文之篇日益多了。所以有人醉心于高官厚禄，而歌咏山林隐逸之乐；热衷于朝廷政务，而抒写世外游仙之美，诗文中全无真情，文与情背道而驰了。须知桃李不言，而树下踩成小径，因为它富有甘美的果实；男子种兰，其花朵美而不香，因为它没有芬芳的情性。区区草木，尚且要有情有实，何况文章，主要是抒情言志，文与情背道而驰，那文章难道可信吗？
运用辞采，为的阐明思想，辞采泛滥，反而掩蔽了内容。正如以翠绳为钓丝，以桂花为钓饵，反而钓不出鱼来。古人说：“言隐荣华”（言论为辞采所掩），正说的这个道理。《诗经》说“衣锦裂衣”（穿锦衣时，加一件麻布罩衣），怕的
是锦绣过于华丽。《易经》说“白责无咎”（由彩饰归于白色，不惹麻烦），贵在华丽重归于朴素。倘使把思想作为重要的标准，把感情放在正当的地位，按照情感来运用声腔，根据思想来驱遣辞藻，使文采不致掩盖了内容，博雅不致淹没了情性，正采光艳照人，杂色屏弃勿用，那才是善于为文，可说是文质彬彬的君子了。
《文心雕龙》是南北朝时期涌现的一部拔萃当时、独步千古的文论巨著,被誉为“体大而虑周”(章学诚)、“文苑之学,寡二无双”(谭献)。综观全书,论文伊始,刘勰便在《征圣》篇中云:“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辞巧,乃含章之玉牒,秉文之金科矣”。及至篇末,有《序志》曰:“至于剖情析采,笼圈条贯,摛神性，图风势，苞会通，阅声字……”。核检全文,情、采屡现,推其大概,当以百数计,故知其为刘勰常常使用的重要术语。正因为“玉牒”“金科”的地位,笼罩多篇的功能和高密度的涌现,牟世金先生认为“情采论无疑是《文心雕龙》全书的理论中心”。观“情采”一词,实乃两部分,一是情,一是采,情在采先。笔者分别从“情”“采”及其互相关系这些方面简析刘勰的文艺思想。一、情大凡作文者,必知文由心发。由心,即是由情。情是作家的内质,“辞”依“情”设。“水性虚而沦漪结,木体实而花萼振”,便是沦漪粼粼,或是花萼丽丽,亦要依赖其本体——水与木,为文亦是。纵能堆辞砌藻,没有好思想好内容,也不能算是好文章。“文质附乎性情”,是本文的一个原理性论证。而能否依情敷辞,自然为文,这又是文学创作的一个根本性问题。
文章主要包含以下方面的内容：
一．“情”“采”的涵义——内容与形式
首先要明确的是“情”“采”概念所指。“情”指情理，即文章的思想内容；“采”指文采，即文章的表现形式。这一点上研究界多已达成共识。近年来，随着研究方法的不断更新和研究的不断深入，学术界出现了一些不同的声音，认为概括地用内容——形式来理解“情采”过于简单化、表面化了。例如童庆炳先生就提出，应把“情”到“采”作为一种动态的过程。即“情”的产生有一个过程，从“情”呼唤“采”，并赋予以“采”也是一个过程。提出情感的两度转换说。另外，有人认为，“情”当释为诚信的“诚”，指人内心真实的心意状态，即作家临文时的真情实感；“采”不是指整个艺术表现形式，而单指文辞的使用。这多是些后期之辈，声音虽微弱但勇气可嘉。其实这些观点与传统的意见并未相悖，只是在细枝末梢上有所改进和创新。刘勰将孔子“文”“质”的观念援引至文学，表达为“情”“采”。无论“情”是情理还是诚信，“采”是文采还是文辞，都不出内容和形式这个大的范围，作家要表达的——情采并茂、质文并重的整体思想是没有异议的。笔者立足原文，出于自己的理解，对“情采”概念持传统说法：“情”为情理，或日情性、情志，都是由创作者思想感情所决定的文章的思想内容；“采”为文采，包括对偶、声律、辞藻，还包括不讲对偶、声律、辞藻的经书的散行文——“精理为文，秀气成采”（《征圣》）的理精气秀之文章。
二．“情”“采”的辩证统一——“文附质”与“质待文”
再则来看刘勰对情采辩证关系的理解。
首先，刘勰认为一篇文章的思想内容和表现形式是辩证统一的，内容决定形式、形式反作用于内容。“圣贤书辞，总称文章，非采而何？夫水性虚而沦漪结，木体实而花萼振，文附质也。虎豹无文，则蒋同犬羊；犀兕有皮，而色资丹漆，质待文也。”这里，刘勰用水、木、虎豹、犀兑等自然之物的文质相附相待来喻示文学中的文质关系。“质”突出的是“情”，“文”强调的是“采”，所以“情”“采”关系也应该是“采“附与“情”，“情”待与“采”。
其次，刘勰认为文章的思想内容居于主要地位，是“立文之本源”。所谓“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内容是一篇文章的经线，形式是表达内容的纬线。经线端正，纬线才能织成；内容确定，形式才能畅达。这是创作的根本道理。
同时，在重视内容的前提下，刘勰也不断强调着形式的重要性。他的“重采”思想在文中随处可见。开篇即有“圣贤书辞，总称文章，非采而何？”赞颂圣贤的著作具有文采，并举老子“不弃美”、韩非“艳乎辩说”为例，言文章要有文采。还说文章要用心琢磨苦心经营，才能达到文采丰富最终光彩照人，“若乃综述性灵，敷写器象，镂心鸟迹之中，织辞鱼网之上，其为彪炳，缛采名矣。”文章只有“缛采”，才能“彪炳”。
三．“情”“采”的来处——“蓄愤”、“郁陶”与“辩丽本于情性”
既然“情者文之经”，思想感情是文章之本，创作之根，那么，“情”从何而来呢？既然“其为彪炳，缛采名矣”，作为主要表现形式的文采也不可小视，那么，“采”又要怎么得来呢？
刘勰说，“盖风雅之兴，志思蓄愤，而吟咏情性，以讽其上”，还说“诸子之徒，心非郁陶，苟驰夸饰，鬻声钓世”。称颂先贤的佳作是因有情志怀忧愤，自然发而为诗，即“诗人之赋丽以则”；但相反地，如果没有郁结的诗情，只是为了沽名钓誉而去虚构感情随意夸张，那么只能是“辞人之赋丽以淫”。好文章的产生要“志思蓄愤”和心应“郁陶”，他在谈到“为情而造文”还是“为文而造情”的问题时提出来的这个观点，正好可以作为“情”的来处之一。他认为诗情源于“蓄愤”，即积蓄良久的感情，亦即“郁陶”。而且情有真伪，为文而造的情是“伪”，即“言与志反，文岂足征”？与此相应，源于人内心的自然性情是“真”情，即“况乎文章，述志为本”。真情产生的文章“要约而写真”，而“伪情”所作，只能是“淫丽而烦滥”“繁采寡情，味之必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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